记者：我看到资料说青岛华新纱厂最早是交给您父亲管理的，后来又转给了周志俊管理，是这样吗？
周景良：是的，我父亲是个藏书家，但也有商业头脑。我父亲十七八岁的时候，我的祖父周学海去世了。当时祖父的弟弟周学熙正在办工厂，摊子很大 ，都是我们周家人在经营，他想提携我父亲，因为毕竟都是一家人。于是就把纱厂交给我父亲管理，其实就是给他找个事干。
记者：那后来为什么周学熙又把青岛的纱厂转给周志俊了呢，是因为您父亲不善经营吗？
周景良：我觉得父亲经商还是有一定能力的。比如当年周家在天津开纱厂的时候，股东很多，人人都想让自己家的人去当经理。但我父亲去了，几家都没什么意见。而且周志俊是周学熙的亲儿子啊，青岛华新纱厂是周学熙全资掌握的，毕竟最后要给自己家人管嘛。后来我父亲主要经营天津的纱厂，那个纱厂不是周家自己的，是好几个大户一起出资的，有杨家的股，有袁家的股。
记者：有人说，在抗战全面爆发前，您父亲就把管理的纱厂卖给日本人了，这个事您怎么看？
周景良：其实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。第一，不是我父亲想卖，而是股东集体的决意。另一个就是，日本人当时在华北势力很大 ，你不要以为是七七事变后，他们才在中国称王称霸的。当时日本人的军部可以直接把我爸爸叫去，命令他把厂子卖给日商，不卖就自己承担后果。在那种环境下根本没有办法，我父亲也想老老实实地做生意，但股东如果做了决定，他一个人也说不算。
周景良：就是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，之后抗战爆发了，他不愿意和日本人合作，也惹不起日本人，就在家闲着了。
周景良：不做什么，就是闲着，但我们家孩子太多，我兄弟姐妹十个，开销很多。所以一开始还好，到后几年家里日子就有点紧了，有次我看我妈妈算账说家里钱不够了，我爸就说“好 ，明天卖500股启新(启新水泥厂)吧。”那时候还经常和我们说：“你们花钱得省着点，咱们家开销大。”不过，在我们读书方面他从来不省钱，我读了两个大学，他都很支持。
周景良：卖过啊，有一次是这样的。1942年的时候，我父亲一个朋友也想搞收藏，加上我家也紧张，我爸就说可以让一些书给他。当时我父亲挑了109种明代的书，这个明代的书吧，不如宋元时期珍贵，而且有好有坏，但我父亲还是给他挑了些好的。这样卖了1万多块钱，但没过几天，他就用这个钱买了一本宋版的古籍，所以这个钱最终也没留住。他的那些书放在家里，我们谁都不能碰，他非常喜欢书。
周景良：怎么说呢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周景良吗？“良”是我们家辈分，景是因为生我前几天，我父亲得了一本很珍贵的宋版书，叫《景德传灯录》。我父亲那些书，说价值连城一点也不夸张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把这些书都捐出去了。前段时间国家图书馆搞展览，就是纪念他捐书60周年。当时某个拍卖行搞拍卖，一个宋版书卖出一个亿，我一看那种书在我父亲的藏书中有的是，而且我父亲的书都很有故事，有的是多方找来的，有的是有名人题字的，价值是难以估量的。再比如，你知道敦煌的经卷很出名吧，他一个人就有200多卷。
周景良：现在有些人说我父亲捐书是被迫的，还有人说我父亲是为了讨好，这就有点开玩笑了。还好我们现在发现了我父亲1942年就写好的遗嘱，他说他收藏的这些书，都是“海内公物”，早晚要给国家。还说就算是后人真的生活潦倒，也应该“平价出让”换些米吃。后来，我们几个兄弟都有自己的工作了，不用靠卖父亲的书过日子。他当然就捐了。而且他经常跟我们说私家藏书难过三代，以后一定要给这些书找个稳妥的地方。现在想想，他幸好提早捐了，要不然“文革”抄家的时候，肯定又是一场悲剧。
周景良：那当然，副市长也是“资本家”嘛。不过我父亲有个特殊的地方，有一次，他曾在大会上公开提问说“你们说我们开厂是剥削，剥削有罪。那现在你们还鼓励我们开厂子，这样我的罪不是更大了吗？”当时很认真回答了这个问题，解释了国家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。结果这个事成了“文革”中批的重要证据，每次开大会都要我父亲做重要的证人去“检举”和“揭发”。
周景良：没什么，第一这本来就是老爷子自己的事，他怎么处理都是自己的决定。第二我们自己也不像他那么爱收藏书，给我们还不如放图书馆好。
周景良：他属于那种不生气，别人都很怕他的人。而且公私很分明，当天津市副市长的时候尤其如此。不过，有个事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小时候成绩单一定要给他看，有一次我没考好，怕他打我，没想到他看了很久后抬头一笑，说：“下次考好点哈。”